卿希泰
魯迅先生于1918年8月20日給許壽裳的信中曾說：“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1魯迅先生在這里，是用極其簡潔的語言，肯定了道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個科學的論斷，它糾正了長期以來在國內(nèi)外都流行著的一種學術偏見，即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說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認為道教文化可有可無、毫無價值，甚至主張予以徹底消滅。韓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來已久，至今還束縛著有些人的頭腦。盡管如此，但這并不符合中國的歷史事實。而且在學術上往往帶來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礙我們?nèi)娴亓私庵袊鴮W術文化的歷史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因而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學術偏見。由于魯迅先生是“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2，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極其透徹的了解，所以他能向這種傳統(tǒng)的學術偏見挑戰(zhàn)，提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樣一個科學論斷，令人為之耳目一新。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們在道教文化研究領域的逐步深入，道教文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被愈來愈多的人們所認識，于是，魯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所說的這句至理名言，也就為愈來愈多的人們所接受，體會到它的科學性和深刻性，認為它完全符合中國學術文化的歷史事實，這也就是這句至理名言現(xiàn)今被愈來愈多的人們所廣泛引用的真實原因。
魯迅先生這句至理名言，除了講明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科學地闡明了道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外，它本身并不包含對道教的褒或貶。在這段話之后，接著又有一段話說：“后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是指《狂人日記》，引者注)。此種發(fā)現(xiàn)，關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蹦敲�，既然這個所謂的“食人民族”是從“偶閱《通鑒》”中“悟”出來的，因此，要弄清“食人民族”所指為何？就應當弄清《通鑒》的作者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它所宣揚的宗旨是什么？首先，這里所說的《通鑒》，應當是指《資治通鑒》，而不是什么《歷世真僊體道通鑒》之類的“神僊通鑒”，其作者不是道教徒而是鼎鼎大名的儒者司馬光。其次，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目的，是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的借鑒之用，故他所宣揚的乃是儒家的封建禮教，不會是道教的道義。因此，魯迅先生的“食人民族”的這一論斷，它所揭露的，主要應當是指儒家所宣揚的封建禮教的本質(zhì)，而不是道教的本質(zhì)。既然他說《狂人日記》是在“悟”出此理之后才“因此成篇”的，所以這里所說的“食人民族”的內(nèi)涵及其批判的鋒芒所向，只要看看他的《狂人日記》，不就更清楚嗎？在《狂人日記》里是這樣說的：“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4這就是說，他所“悟”出的，就是明白了儒家歷來所講的“仁義道德”那一套封建禮教，其實都是虛偽的，是用來迫害廣大勞動群眾的，這叫做“禮不下庶人”，正如俗話所說，盡管他們“滿口都是仁義道德”，但卻“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也就是《狂人日記》所說的：“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這就是吃人的家伙�！�5《狂人日記》中的這些話，就是對他給許壽裳信中所謂“食人民族”的最好闡釋，二者應是一致的。魯迅先生本人也曾明確地指出：“《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6，根本沒有提及意在暴露道教的事。故所謂“食人民族”，當系指責儒家的封建禮教，而不是指責道教。謂予不信，我們不妨再引《馬上支日記》里的一段話作為旁證：“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jīng)，……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奸yin擄掠，做著雖蠻人對于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7這不更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儒家所講的封建禮教，其實質(zhì)就是“吃人”么？既然如此，那么，他在“偶閱《通鑒》”中所“悟”出的所謂“食人民族”的意義，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當然，由于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所以，他對于包括道教在內(nèi)的傳統(tǒng)的舊文化是持批判的態(tài)度，這是事實。如他在《熱風》里，就曾經(jīng)將道士、僊人與儒生、戲子等同看待，認為他們都是屬于“昏亂的人”，道士所講的“陰陽五行”，僊人的“靜坐煉丹”，與儒生所講的“道學”(又稱理學，引者注)，戲子的“打臉打把子”，都是一種“昏亂病”，應當“從現(xiàn)代起，立意改變”，予以“掃除”8。又說：“做了人類想成僊；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xiàn)代人，吸著現(xiàn)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xiàn)在，這都是"現(xiàn)在的屠殺者"。殺了‘現(xiàn)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9魯迅先生這里所說的“現(xiàn)在的屠殺者”，乃是指那些反對“提倡白話”的人，但也表明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魯迅先生，是不會主張人人都脫離現(xiàn)實生活，去追求成僊上天，這是十分自然的。但如果根據(jù)這些便斷定魯迅先生對道教是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沒有半句肯定的話，那也不是事實。如他在《小雜感》中便說：“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這里是把道教這一土生土長的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宗教，與外來的世界三大宗教--fo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區(qū)別看待的。并且認為只有懂得了人們?yōu)槭裁赐骱奘澜缛笞诮痰慕掏蕉辉骱薜朗康牡览�，才能真正懂得中國，表明道教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有深厚根底的，這也可以作為他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一科學論斷的一個旁注。還有，他和日本著名學者橘樸的一次談話，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據(jù)日本另一學者山本秀夫介紹說，當時許多日本學者都是通過儒教去了解中國的，而橘樸則試圖通過道教、特別是通過民眾的道教信仰和道教思想去理解中國，可見他對中國道教的重要地位是頗有認識的。1923年，橘樸帶著有關通俗道教的問題去向魯迅先生請教，魯迅先生很風趣地告訴他說：“北京西河沿有
狐貍銀行、呂洞賓任總經(jīng)理，在民眾中有很高信用�！遍贅懵犃酥蠊笮ζ饋恚磫栒f：“那不是唐代僊人的名字嗎？世上的事真稀奇，中國政府為什么會允許死了一千多年的呂純陽任銀行總經(jīng)理呢？”魯迅先生說：“政府的事我不清楚，但民間的確相信呂純陽是銀行總經(jīng)理，說這位僊人擔任總經(jīng)理沒錯兒。這是人民不相信當局的結(jié)果。被稱作財神的梁士詒，不是也未能防止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停止兌現(xiàn)嗎!而僊人是正直的，慈悲的，而且是具有超自然力的。因此，將財產(chǎn)委托給僊人沒錯兒�！庇终f：“他們認為這位僊人當總經(jīng)理將是靠得住的�！f明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所以，如果讓長生不死的神僊來試試的話，也許用不到那樣擔心了�！�
山本秀夫斷言：橘樸和魯迅先生這次“談話的中心就是通俗道教”，而且還說：“在當時的中國人中，除魯迅以外，別人是不具備同橘樸談論通俗道教學識的�！�12由此可見，在日本學者看來，魯迅先生對于道教并非外行。從這次談話來看，再次表明魯迅先生深知道教在中國民眾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這也可以作為他的“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一科學論斷的另一個旁注。既然他認為民眾并不憎恨道士，而且道教的神僊人物是“正直的，慈悲的，具有超自然力的”，是民眾心目中的救星，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從道教文化中“悟”出一個“食人民族”的結(jié)論。
應當指出，魯迅先生與橘樸的這次談話，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隨便閑談，而是有他自己的宗教觀作理論根據(jù)的。朱越利先生對此曾經(jīng)指出：“魯迅對呂洞賓擔任銀行總經(jīng)理的分析，實際上也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宗教產(chǎn)生和存在的社會根源�！�，他同橘樸談話中對宗教產(chǎn)生的根源的闡述，對我們研究他的宗教觀的發(fā)展，是非常寶貴的�！�
在“五四運動”前夕，當消滅宗教的呼聲甚囂塵上的時候，魯迅先生于1908年發(fā)表了《破惡聲論》這樣一篇洋洋灑灑約8千字的學術論文，其中相當系統(tǒng)地闡明了他的宗教觀，對主張消滅宗教的言論進行了針鋒相對地批駁，這里擇要介紹如下：
第一，由于當時許多人并不了解宗教與迷信的嚴格區(qū)別，完全將二者等同起來，故魯迅先生首先便嚴正指出：“破迷信者，于今為烈，不特時騰沸于士人之口，且裒然成巨帙矣。顧胥不先語人以正信；正信不立，又烏從比校而知其迷妄也�！�14即是說，那些叫囂要“破迷信”的人，實際上他們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正信”，只不過是一種瞎鬧而已。魯迅先生在這里把宗教視為“正信”，將它和一般人所謂的“迷信”區(qū)分開來。
第二，緊接著他便分析了宗教產(chǎn)生和存在的原因。他說：“夫人在兩間，若知識混沌，思慮簡陋，斯無論已；倘其不安物質(zhì)之生活，則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陀之民，見夫凄風烈雨，黑云如盤，奔電時作，則以為因陀羅與敵斗，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來之民，大觀天然，懷不思議，則神來之事與接神之術興，后之宗教，即以萌孽。雖中國志士謂之迷，而吾則謂此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xiàn)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憑依，非信無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15故在魯迅先生看來，宗教也是客觀現(xiàn)實在人們頭腦中的一種反映，只不過這種反映中具有幻想的超自然的成分而已；宗教是人類精神的需求，從無宗教到有宗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進步；其產(chǎn)生和存在，都是有其社會根源的。
第三，關于中國宗教，他首先分析了它的特點，然后對主張消滅中國宗教之“偽士”進行了譴責。他說：“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敬天禮地，實與法式，發(fā)育張大，整然不紊。覆載為之首，而次及于萬匯，凡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無不據(jù)是為始基焉�！辈⒎Q贊其功能說：“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輕舊鄉(xiāng)，以是而不生階級；他若雖一卉木竹石，視之均函有神性靈，玄義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愛之溥博，世未有見其匹也�！�16其次，他認為中國人的多神和實體的崇拜與外國人的一神和無形的崇拜，從宗教的功能來說，并無本質(zhì)上的差別，對那些鄙視中國多神和實體崇拜的人進行了批判。他說：“設有人，謂中國人之所崇拜者，不在無形而在實體，不在一宰而在百昌，斯其信崇，即為迷妄，則敢問無形一主，何以獨為正神？宗教由來，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縱對象有多一虛實之別，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則同然。……斥此謂之迷，則正信為物將奈何矣�！�17最后，他對于那些主張消滅中國宗教的“偽士”提出了嚴厲的駁斥。他說：“蓋澆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羅列，不關其心，自惟為稻粱折腰；則執(zhí)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舉喪師辱國之罪，悉以歸之，造作讏言，必盡顛其隱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毀家廟者，征之歷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xiāng)曲小民無與�！彼慕Y(jié)論是：“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因那些主張消滅中國宗教的人，是宗教與迷信不分，將中國宗教視為迷信，故魯迅先生在駁斥他們時便謂“迷信可存”，這是借他們的話而言，這里所謂的“迷信”，應是指“宗教”，從前后文的連系來看，其意義是非常清楚的。魯迅先生為之辯護的中國宗教，也應包括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在內(nèi)。
第四，有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者，魯迅先生也認為這須仔細分析，慎重對待。在他看來，宗教是屬于精神信仰的問題，不是科學可以完全代替的。他說：“若夫自謂其言之尤光大者，則有奉科學為圭臬之輩，稍耳物質(zhì)之說，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為鬼火。"略翻生理之書，即曰：‘人體，細胞所合成也；安有靈魂？"知識未能周，而輒欲以所拾質(zhì)力雜說之至淺而多謬者，解釋萬事。不思事理神閟變化，決不為理科入門一冊之所范圍，依此攻彼，不亦傎(同顛，引者注)乎�！�19并指出：以科學“而妄欲奪人之崇信者，雖有元素細胞，為之甲胄，顧其違妄而無當于事理，已可弗繁言而解矣。吾不知耳其論者，何尚頂禮而贊頌之也�！�
第五，“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魯迅先生稱之為“神物”和“國徽”。他對于那些借口科學斷定沒有神龍的謬論，進行了憤怒的譴責。他說：“乃有借口科學，懷疑于中國古然之神龍者，按其由來，實在拾外人之余唾。彼徒除利力而外，無蘊于中，見中國式微，則雖一石一華，亦加輕薄，于是吹索抉剔，以動物學之定理，斷神龍為必無�！�21他對此批判說：“夫龍之為物，本吾古民神思所創(chuàng)造，例以動物學，則既自白其愚矣，而華土同人，販此又何為者？抑國民有是，非特無足愧恧已也，神思美富，益可自揚�！�22又說：“嗟乎，龍為國徽，而加之謗，舊物將不存于世矣!顧俄羅斯枳首之鷹，英吉利人立之獸，獨不蒙垢者，則以國勢異也�？茖W為之被，利力實其心，若爾人者，其可與莊語乎，直唾之耳�！�
此外，與當時消滅宗教的主張有關，魯迅先生在對那些毀伽藍、占祠廟、禁賽會、嘲神話等等錯誤言行也一一進行了批判，并闡述了他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觀點，這里便不再一一轉(zhuǎn)述了。魯迅先生在上述一系列的批判言論中，不僅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自己的宗教觀，提出了許多發(fā)人深省的深刻見解，而且他的那種痛斥崇洋媚外思想、正確對待祖國傳統(tǒng)文化、維護民族尊嚴的拳拳赤子之心也溢于言表，令人欽佩。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的這些言論中，還體現(xiàn)出他的科學的思想的方法論。毛澤東同志在評價五四運動時說：“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xiàn)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fā)展�！�
魯迅先生在這里所批判的，正是在對待現(xiàn)狀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外國文化問題上的形式主義的方法，他所堅持的，乃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科學方法，這正是他的學識水平比別人高出一籌的關鍵所在，也是這次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不是別人而是魯迅先生的根本原因。
還須指出，魯迅先生的宗教觀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豐富和發(fā)展的。朱越利先生對此曾經(jīng)這樣說過：“從1908年的‘向上之民所自建’，‘人心必有所憑依’的理論，到1923年的"民眾對人唾棄的結(jié)果是信用僊人"的觀點，表明魯迅對宗教起源的認識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反映出他頭腦中的唯物史觀的比重有了顯著增長，向著最終確立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即科學無神論又向前進了一大步�！�25又說：魯迅和橘樸的談話，“可以說是現(xiàn)代史上中日兩國思想家之間有關宗教方面的學術交流�！�
綜上所述，可知魯迅先生之所以能夠作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這個英明論斷，絕非偶然，套用山本秀夫的話來說，在當時的中國人中，除魯迅先生以外，別人是不具備作出這一科學論斷的學識的，因此，不能以魯迅先生并非以道教史家聞名于世而貶低其意義，更何況魯迅先生不僅是近代一位卓越的文學家，而且是近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不僅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在宗教方面也有許多精彩的論述，日本同行學者對此也感到欽佩。我們對于如此卓越的一位思想家所得出的如此卓越的至理名言，為什么不可以引用呢？
2001年8月28日上午，在茅山中國道教文化研討會上，因引用魯迅先生這句至理名言而導致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我當場作了一個臨時的即席發(fā)言，會后有些教內(nèi)外的學者要求把這個發(fā)言寫成文字發(fā)表，特作如上整理，以就教于方家。
注:
1.《魯迅全集》第9卷第28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2.《魯迅全集》第1卷第286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3.《魯迅全集》第9卷第285頁，同上出版社1958年版。
4.《魯迅全集》第1卷第424-425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5.《魯迅全集》第1卷第424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6.《魯迅全集》第6卷第190頁。同上出版社1958年版。
7.《魯迅全集》第3卷第246頁，同上出版社1957年版。
8.《魯迅全集》第1卷第313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9.《魯迅全集》第1卷第350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0.《魯迅全集》第3卷第398頁，同上出版社1957年版。
11.見橘樸《通俗道教的經(jīng)典(上)》，載1925年4月號《月刊支那研究》；又見1948年出版的橘樸遺囑《道教和神話傳說--中國的民間信仰一》(改造社)。這里轉(zhuǎn)引自朱越利《魯迅和橘樸的談話》，載《日本的中國移民》第325-326頁，北京生活范潦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
12.轉(zhuǎn)引自朱越利《魯迅和橘樸的談話》，同上第327頁。
13.《日本的中國移民》，北京生活范潦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版第328、329頁。
14.《魯迅全集》第8卷第27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5.《魯迅全集》第8卷第27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6.《魯迅全集》第8卷第27-28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7.《魯迅全集》第8卷第28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8.《魯迅全集》第8卷第28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19.《魯迅全集》第8卷第28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20.《魯迅全集》第8卷第29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21.《魯迅全集》第8卷第30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22.《魯迅全集》第8卷第30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23.《魯迅全集》第8卷第31頁，同上出版社1981年版。
24.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88-7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5.朱越利《魯迅和橘樸的談話》，載《日本的中國多民》第329頁。
26.同上第327頁。
－－－－－－－－－－－割裂儒家和道家的關系，片面強調(diào)任何一家之言都是有失公允和缺乏客觀認識的。
－－－－－－－－－－－同意樓上的觀點。中國的文化時圓通的，是交叉的，沒有最怎么樣。
